1936年，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年份。中国大地上，国内国际各种力量分化组合、风云激荡，上演了一幕幕大戏。

1936年9月1日和17日，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《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》和《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》；提出“逼蒋抗日”的总方针。

12月12日凌晨，按照张学良、杨虎城商定的计划，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，将蒋介石扣留。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。事变发生的当天，张学良、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《对时局通电》，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，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。通电提出“停止一切内战”“释放一切政治犯”等八项抗日主张。

1936年12月13日，《西京民报》首次刊登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。

蒋介石被扣留后，张学良致电毛泽东、周恩来：“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，不顾一切，今已将蒋等扣留，兄等有何高见，速复。”西安事变后，全国形势愈加复杂。“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主张轰炸西安，若如此，内战将全面爆发，只有和平解决，才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。”

12月17日下午，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。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，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。经过与张学良、杨虎城分别谈话，三方面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。

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。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，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。从此，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，国内和平初步实现。在抗日的前提下，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。